英語專業論文的查重率不超過30％，英語專業論文的查重率和普通論文的查重率一致，要求不超過30％985211一些優秀院校的英語專業要求查重率不高于20％目前，英語畢業論文的查重檢測主要是通過高校內部查重系統進行的近年來；本科論文查重率普遍是要求在30%以下的，超過30%視為抄襲，且論文不通過，無法參加畢業答辯，無法順利拿到畢業證書，絕大多數本科學校的本科畢業論文查重率標準但幾乎全部學校大學本科階段的論文查重率標淮全部都是如此一般情況；英語專業本科畢業論文也有查重率標準，高校制定的查重率標準必須在20％以下，英語專業畢業論文查重率也是高校的統一標準申請英語專業優秀畢業論文需要查重率低于10％，所以英語專業畢業生需要記住20％的分界點雖然大多數語言專。
自考非常的難，怎么可能好過
好不好過主要看導師，有的導師要求不是很嚴，就比較好過，有的則比較嚴。
沒關系，很容易的！
只要不是太明顯的抄襲，答辯時思路清晰，都可以過的，自考生畢竟不是普通本科生，主考院校老師也不是自己真正的老師，他們還要負責自己本校學生的論文輔導，相對自考生來說，本校學生才是重要的，所以只要自考生的論文寫作差不多，都可以過，沒有普通本科生那么嚴，也不會三番五次的修改。
放心吧，我認識N多自考生，從來沒聽說哪個學生在畢業論文上犯難。
現狀·生長·期待
——關于文學理論擺脫危機的思考
季廣茂
摘要 : 近年來文學理論一直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其實 , 文學理論的生長點不在文學之內 , 而在文學之外 ; 不在理論之內 , 而在批評之中 ; 文學理論應該是“復數” , 而不應該是“單數” ; 應該是“變數” , 而不應該是“常數” ; 擺脫黑格爾主義的陷阱 , 去除其幻覺 , 乃當務之急 ; 應該把“理論”功能與“教學”功能分離開來。
現 狀
雖然沒有誰不合時宜地大喊大叫“狼來了” , 作為基本原理的文學理論所面臨的危機卻已迫在眉睫。文學理論不再是人人向往、人才濟濟的顯學 , 而成了棄之可惜、食之無味的雞肋。
近 10 年以來 , 作為基本原理的文學理論的科研與教學一直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這主要表現在 : 這方面的論文數量雖多 , 但質量一般 , 予以人深刻啟迪的著作更是寥若晨星 , 無非是古代文論、西方文論相提并論 ; 自從由 童慶炳 先生主編、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文學理論教程》面世以來 , 雖然又有若干種同類教材問世 , 但內容大多陳舊不堪 , 或者舊瓶裝新酒 , 或者新瓶裝舊酒 , 總之依然停留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水平上 ; 在高校的實際教學中 , 依筆者粗淺之經驗 , 雖然 任課 老師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 依然無法像某些“熱門”課程那樣吸引學生的“眼球” , 激發學生的濃厚興趣 , 提高其學習熱情。這固然與本課程的性質有關 ( 較為枯燥乏味的理論課 ), 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不足——不僅停滯不前 , 且有萎縮之勢。
文學理論的衰退有其歷史根據 : 在政府建制不全、功能尚未完善的年代里 , 文學理論常常是圖解、貫徹抽象文藝理念的工具 , 是文藝斗爭的戰場。建國以來 , 幾乎每一次政治斗爭都始于文藝論爭。既然涉及文藝論爭 , 自然離不開文學理論的論辯。于是文學理論之劍越磨越亮 , 寒光閃閃。改革開放以來 , 隨著國家法律的完善 , 政府機構的健全 , 文學理論的政治功能 , 工具屬性已經微乎其微。文學理論已經開始擺脫僵化思想觀念的束縛 , 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失去它本不該有的“騰騰殺氣”和“勃勃生機”。這是歷史的必然。對于文學理論的深入發展 , 也是難得的契機。文學理論研究應該抓住這個機遇 , 恢復文學理論的本來面目——文學理論是有關文學的理論 , 凝聚的是有關文學的智慧 ; 它不是對政策的圖解 , 更不是斗爭的工具。但過去恰恰在這方面暴露了文學理論研究的缺點。長期寄生于政治話語、政治斗爭之中 , 使得文學理論的從業者失去了真正的專業特色 ; 專業術語的引入 , 純粹理論體系的建構尚需時日。
生 長
文學理論還能“生長”嗎 ? 它的“生長點”在哪里 ? 有幾點不成熟的意見 , 貢獻于此。
第一 , 文學理論的生長點不在文學之內 , 而在文學之外。
古今中外 , 歷朝歷代 , 特別是在分工不夠明確的早年 , 文學理論家絕大多數來自文學理論之外。近代以來 , 情形有所改觀 , 但真正激發文學理論之活力的 , 還是來自文學領域之外。現實主義文論來自樸素的實在論 , “ realism ”這個單詞本身就首先是哲學用語 ; 浪漫主義文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是自不待言的 , 康德 - 柯勒律治的師承關系尤其可以表明這一點。
我們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在文學領域的延伸 ; 精神分析批評、原型批評、結構主義批評、解構主義批評也是如此。即使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這些所謂一心一意尋找“文學內部規律”的“內部批評” , 也深受哲學、語言學、心理學的影響。
之所以如此 , 是由文學理論的性質決定的 : 文學是一種旨在傳達人的情感、欲望的精神產品 , 它雖然包含著思想、觀念的萌芽 , 在某些時代也可以成為“時代精神的傳聲筒”或“圖解政策的小喇叭” , 但從總體上看 , 它與思想、觀念較遠。只有借助于“文學”之外的思想、觀念才能解剖文學文本 , 描述其特征 , 總結其規律。
概而言之 , 文學理論來自廣義上的文化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 , 應該肯定下列現象——許多文學理論研究者出于對文學理論研究的失望 , 胸懷拯救文學理論的遠大志向 ( 當然也有耐不住寂寞的惆悵 ), 而毅然“出走” , 奔向了“文化研究”的快樂王國。這是一種溯本求源的偉大理想。當然 , 大而無當、空洞乏味的文化研究對文學理論不僅無益 , 反而有害——這種學風具有極強的感染性。
第二 , 文學理論的生長點不在理論之內 , 而在批評之中。
理論與批評密切相關 , 但又存在巨大差異 : 理論是一種思辨活動 , 批評是一種實踐活動 ; 理論旨在疏通學理 , 批評旨在褒貶作品 ; 理論指導批評 , 批評豐富理論 ; 批評以理論為前提 , 理論以批評為源泉。在理論界這似乎是盡人皆知的常識 , 但一旦付之行動 , 卻大謬不然。正如齊澤克所言 : “在這里 , 回憶一下拜物教式的否認公式是多么有趣 : ‘我很清楚 , 但是……'” [1] 。換成我們的話說 , 在意識的層面上我很清楚——批評乃理論之源 , 但在無意識的層面上好像這兩者沒有什么關系。
因此說 , 理論的批評化勢在必行。停留在概念的玩弄上 , 停留在觀念的冥想上 , 停留在“能指的嬉戲”上 , 就會枯萎。一旦失去了解讀文本的力量 , 就無法面對活生生的文學世界 , 都無異于“自取滅亡”。
第三 , 文學理論應該是“復數” (theoriesofliterature), 而不應該是“單數” (theoryofliterature) 。
這倒不是說盲目追求單純的數量 , 比如出版多少種理論教材 , 發表多少篇理論文章。一個土豆是土豆 , 一袋土豆依然是土豆。據說某種學科的公共課教材一共出版過 300 余種 , 但它依然是“單數”而非“復數”。目前出版的文學理論教材也有幾十種之多 , 但真正有新意者寡 , 其中不少還是“職稱著作”、“博士點著作” ( 專門為晉升職稱、 申報 博士點而出版的 ) 。
這里所謂的“復數”是指 : 不同的學者基于不同的學術立場、理論框架與范例文本而精心創造的成果。學術立場雖然與政治立場、倫理立場有關 , 但又與其存有本質的差異。不同的學者可能對“文學”有不同的看法 , 只要這種看法能夠自成一家之言 , 又能“吾道一以貫之” , 就可以獨創體系。比如 , 我完全可以是一位“形式主義者” , 站在形式主義的立場上思考文學理論的相關問題 : 對于文學而言 , 重要的并不在于其內容 , 而在于表現這種內容的方式 ; 甚至認為 , 離開了形式的內容是根本不存在的 ; 在很多情況下 , 形式創造了內容 , 因而創造了文學。在西方 , 有關文學的看法千差萬別 ; 但在中國 , 無論怎樣的千變萬化 , 最后都可以概括為一句話 : 文學是以語言為媒介的審美的意識形態。這話固然沒有什么不妥之處 , 但所有的文學理論體系都立足于這個基本假定之上 , 在這個多極化的世界里 , 在這個多元化的時代里 , 顯然是不正常的。
不同的學者還可以擁有不同的理論框架 : 可以用經濟基礎 - 上層建構的模型研究五花八門的文學問題 , 可以運用精神分析、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的模型探討形形色色的文學現象 , 開創屬于自己的嚴密的理論體系。我們當然不必作繭自縛般地局限在這些來自西方的模型之中 , 通過解讀中國古代文論 , 進而確立屬于自己的理論模型 ( 如“理” - 意 - 文 , 物 - 意 - 文的理論模型 ), 也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
第四 , 文學理論應該是“變數” (variable), 而不應該是“常數” (constant) 。
文學是日新月異的 , 甚至是一日千里的 , 理論也不應該以不變應萬變。“窮則變 , 變則通 , 通則久。”道理相信人人都懂 , 但理論的更新速度實在太慢。落實到教材的編寫上 ( 教材是保留、傳播既有研究成果最為有效的手段 ), 更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第五 , 擺脫黑格爾主義的陷阱 , 去除其幻覺 , 乃當務之急。
比如一說到文學理論研究 , 就要尋找什么“邏輯起點”、什么“堅實的理論基礎” ( 我主張有堅實的理論立場 , 而不主張什么堅實的“理論基礎” , 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 。許多理論體系并沒有什么“堅實的理論基礎” , 卻照樣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以精神分析理論為例 , 精神分析理論之所以為精神分析理論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心理學” , 就在于它對人類內心深處的無意識領域進行了透徹的分析。此舉有一個不言而喻的理論前提——在人類的內心深處 , 掩藏著以本能、欲望 ( “力比多” ) 為核心的無意識。在信奉“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的樸素實在論者看來 , 這個基礎是否成立 , 還是一個問題。因為對于無意識 , 我們既看不見 , 也摸不著 , 無法用尺子量 , 無法用磅秤稱。但這并不影響精神分析學說大行其道 , 雖然它既沒有科學的實證性 , 也沒有哲學的思辨性 , 仿佛在講故事 , 仿佛在說閑話 , 要命的是 , 卻與我們的生活體驗、感受大體相通……
一個學科的成立 , 與其“理論基礎”是否“堅實”無關。關鍵在于 , 這個“理論基礎”是否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內涵 , 是否具有“延展性”。尋求“堅實的理論基礎”本身就是一種應該拋棄的“迷思” (Myth) 。社會科學畢竟是社會科學 , 它不需要像自然科學 ( 特別是數學 ) 那樣 , 一味執著于尋求毫無異議的“公理”。在社會科學領域 , 尋求一個毫無異議的“公理” , 難于登天。或許 , “異議性”是社會科學的根本之所在。之所以尋求“堅實的理論基礎” , 一是因為自然科學對我們的影響至深且烈 , 二是因為我們受一個隱喻的制約而不自知。這個隱喻便是“理論大廈”——仿佛理論必須成為“大廈”才有出息。既然是大廈 , 自然要有“基礎” , 而且還必須是“堅實的基礎” , 否則“大廈將傾” , 誰來負責 ? “理論基礎”固然如此 , “邏輯起點”之類的陳詞濫調又何嘗例外 ?
第六 , 應該把“理論”的功能與“教學”的功能分離開來。
“理論研究”與“實際教學”有著本質的差異 , 因為這兩種功能面對的“對象”不同。前者面對的“理想受眾”是與自己水平相當的同行 , 目的在于與其進行學術交流 , 共同推進學術的進步 ; 后者面對的“理想受眾”是與自己水平相去甚遠的學生 , 目的在于向其傳授基本的文學知識。
正如陳平原所言 , “論文不是教科書”。他認為 , 許多學者把教科書當成寫作的范本 , 把教學當成研究的楷模。教學的特點是一二三四、 ABCD 地羅列 , 以期把觀點鋪陳在一個平面上 ; 研究的特點是“單刀赴會” , 由表及里 , 層層深入。“一個是橫的 , 一個是豎的。比如 , 告訴你杜甫詩有四個特點 , 一、二、三、四 , 中國農民戰爭有五大特征 , 一、二、三、四、五 , 這是平面羅列 , 不必深入研究 , 這是教科書。論文是找到一個問題 , 一步步往前推進 , 最后逼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來。”“說形象點 , 做學術論文 , 研究要單刀直入 , 切忌貪多求全 , 四面開花。” [2] 這雖然是就博士論文的選題、寫作而言的 , 對一般的理論研究也不乏啟示性意義。
研究不是教學 , 教學亦非研究 , 但現在的情形是 , 兩者渾然不分 , 研究的教學化傾向尤其嚴重。長期在高校教學的業內人士更容易犯這樣的毛病 : 他對自己面對的“理想受眾”要么是渾然不知 , 要么一律將其定位為自己的學生。學術研究的教學化 , 學術著作的講稿化 , 就是這樣造成的。
期 待
竊以為 , 文學研究離不開“五個一” , 理論創新也離不開“五個一” : 一個堅實的學術立場 , 一個切實有效、富有啟示性的問題 , 一個有效的理論模型 ( 或理論框架 ), 一個出類拔萃的個案分析 , 一個新穎獨特的結論。
比如 , 沒有學術立場 , 就沒有學術研究的根據地 , 就沒有思想的資源、方法和動力。所以尋求立場的過程 , 也是尋求學術根據地、方法和資源的過程。但目前的研究現狀是 , 大多數學者沒有學術立場 , 跳來跳去 , 指著公雞說 : 優點是打鳴 , 缺點是不下蛋 ; 指著母雞說 : 優點是下蛋 , 缺點是不打鳴。結論是 : 取其精華 , 去其糟粕。再比如 , 我們現在還缺少“問題意識” , “問題框架” (problematic) 更是無從談起。一部論著洋洋灑灑數十萬言 , 你不知道他最關心的問題是什么。材料羅列甚為詳細 , 真知灼見一點也無。讀來昏頭昏腦 , 想來糊里糊涂。如此做法 , 文學理論是“生長”不起來的。但我們期待著文學理論的“生長”。當然也不能揠苗助長。
參考文獻 :
[1] 齊澤克 . 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 [M]. 北京 :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2,24.
[2] 祝曉風 , 張濤 . 博士論文只是一張入場券——陳平原談博士論文寫作 [N]. 中華讀書報 , 2003-03-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