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們社會對科研誠信問題的關注也是史無前例的，這當然是跟互聯網有關，也和國家對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加有關。 這兩個史無前例是我對我們國家目前科研誠信問題的一個基本估計。 我國學術不端涉及面之廣史無前例，僅舉下面幾例。
而對我國科研誠信制度現存問題的剖析不難看出，三個方面均顯不足且集諸多問題于一身，尤其當前我國科研誠信制度存在的核心問題反映出我國科研誠信建設的困境（詳見表1），如果不能得到根本解決，很可能使學術不端治理演變為“貓和老鼠”游戲，如學位論文的查重衍生出了多種多樣的應對策略。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體現了這樣一種游戲規則。 20世紀90年代以來，量化的科技評價屢遭我國學界詬病。
我國科研誠信問題背后所彰顯出的制度問題，絕不可能單一依靠法律或者規范就可以解決，而是需要從體制機制、治理結構和文化認知出發，系統地加以考慮，提供一整套的規則。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現在關注到了科研誠信的嚴重問題，相關部門和機構的應對之快也是前所未有并且受到了社會認可，但是，這只是對于問題后端的處理，而問題前端——“觸發”——的治理要則要復雜太多，相比之下實際的舉措卻遠遠滯后。 如果說在“一整套的規則”中我們考慮的是治理手段的完整性，那么問題鏈條或者說過程的完整性同樣也是必需考慮的。
而國外的科研人員，特別是主管級別的人物，一旦被發現有這方面的問題，一般是沒有臉面再做下去的。 所以從學術誠信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來看，我認為我國的學術誠信問題還沒有根本好轉。 如何從根本上遏制我們國家這種嚴重學術不端情況的蔓延？ 百年以來，我們的硬件進步巨大，軟件層面應該更加強調。
